作者：袁海善编辑：伦智英
我十四岁那年，大姐出嫁了。那天，大姐婆家来了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和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他们用一辆木独轮车就把大姐推走了。
木独轮车装饰得很漂亮。车上，用一张红高粱桔编织的新炕蓆搭起了车蓬。车蓬上披掛着大红缎带，车蓬前两侧各垂一朵硕大绢花，鲜艳夺目。车蓬两侧贴着大红双喜字，把人们的脸都映得彤红。车内铺着清香味浓郁的新谷草和大红花褥子。婚车显得很是气派，这引起了大姐的伙伴们“啧啧"地赞叹声。
以前，我们那里闺女出门子，不少都坐四人抬花橋。那花橋四面的大红缎面上，用金线绣着龙凤呈祥，花开富贵等吉祥图案，显得富丽堂皇。日子过得好的人家，还请来乐手，一路上吹吹打打，不停地吹出些“百鸟朝凤"，“抬花橋"，“步步高”等古典名曲，煞是喜庆热闹。不知处于什么原因，上级下了文件，严厉禁止男婚女嫁使用花橋，并禁止雇用乐手。此后，木独轮婚车便应运而生了。
大姐上车前，牵着娘的手，迟迟不肯松开。大姐眼睛红红的，泪水止不住地流。娘，开始还微微笑着，笑着笑着也抹起了眼泪。娘和闺女相拥着，难分难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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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姐夫人很本份，脾气好，又读过几年书，在村里当过会计和民办老师，是一个知书达礼，很受人尊重的人。大姐出嫁后，就再没有干农田里的活。村里买了台缝纫机，让大姐给村里人做衣裳。在农村，这是一件既轻松又体面的活计。看得出，大姐婚后的日子过的很舒心。
大姐家离我们村有二十多里路。来东北前，我曾去过大姐家几趟。房子倒也宽敞明亮，里外干净利落，是一个把日子过的有滋有味的人家。但让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那几棵爬满院墙的绿油油的丝瓜。一片片肥大的叶子和星罗棋布的小*花间，垂掛着一根根又细又长的丝瓜，显得生机勃勃，极具诗情画意。
大姐走进一个比较轻松舒适的生活环境里，她的一群同伴都夸她命好，羡慕她嫁了个好人家，我们全家也都替大姐高兴。在娘家，大姐十五六岁时，就参加了村里的识子班。识字班晚上上夜校，识字学文化，还接受一些思想教育。白天，就成了生产队里的突击队。那个年代，五花八门的运动一个接一个。大姐性格内向，从不争强好胜，但在各项运动中，却风风火火，从不甘落后。
大姐这个年龄，正好赶上了大炼钢铁，深翻土地，放卫星，创亩产双万斤，办大食堂，还有扒坟等各种运动，大姐一样不落地都积极参加了。
我印象最深的是大姐参加的扒坟运动。扒坟，是为了大炼钢铁。小土炉点火冒烟不久，煤炭就烧光了，山上的大树也烧光了，人们的眼睛便盯上了死人的棺材。按照上级要求，村里成立了青年扒坟队。大姐也是这支扒坟队里的一个青年骨干。
这天，扒坟队扒了一座两三年的新坟。尸体还没完全腐烂，臭气熏天。那时，人们都象疯了一样，狂热得不怕天，不怕地，更不怕神*。有人泼洒了一些酒，便喊着号子将棺材从坟里拖出，男男女女一拥而上，发一声喊，棺材便底朝天，尸体被弃之荒野。人们用大斧将棺木咔咔劈开，人手一块，扛着送往二十多里地的一个叫四十里铺的地方，这里是全县一个重要的小土炉炼铁基地。
大姐扛着棺材板子走累了，便扛到家放在院子里，稍作休息。小院里便弥漫着一股薰人的尸臭味。娘嫌臭味薰人，让大姐赶快将棺材板子挪在门外。大姐正站在水缸边“咕嘟咕嘟”喝水，忙说，“这是国家财产，可不能放在门外。"看得出，大姐对公家的事儿是多么地上心。
大姐将棺材板子扛走了，但那股尸臭味却没有走，仍在小院里弥漫着，久久不肯散去。此后，夜间我再也不敢独自坐在小院里的葫芦架下读书，乘凉。总感到院子阴森森的，令人头皮发炸。仿佛墙上还立着那块丑陋的，散发着薰人的尸臭味的棺材板子。小院里再没有了往日的那片诗情画意，那片温馨与静谧。
后来，大姐根据形势需要，接连做了两件让我很伤心的事儿，我平生第一次顶撞了大姐，骂她瞎积极。我还一连几天不理她，也不叫她大姐。
头一件事，是她领着砸锅队闯进家来，把饭锅砸碎后，又将门窗上的了吊，门环，插销，锁头等，凡是铁件，统统都撬了下来，缴给国家大炼钢铁。
那时，我就上小学三年级了，朦朦胧胧地懂得了“舍小家顾大家"，“超英赶美”等这些气壮如牛的革命口号。但大姐千不该万不该，硬生生地抢走了我心爱的宝贝，一方太爷爷留下的铜质镇纸。那时，学校里有了写仿课。我常把镇纸拿到学校，在同学面前炫耀，引起同学们一片“啧啧”声。见同学们羡慕，我就高兴得有些飘飘然起来。
因为这方镇纸，我跟大姐翻了脸。我犟嘴说，“如今是大炼钢铁，又不是大炼铜”，大姐却说，“铜比铁值钱，国家用处更大”。任我怎么吵闹，伤心，大姐都不心软，还是将镇纸拿去上缴了。
另一件事，上级号召全村社员，都必须将自已家养的狗打死，交到生产队熬成肉汤浇地瓜，要实现地瓜亩产二十万斤，放个大卫星，向上级献礼。我家有只叫大花的狗，很通人性。我上学，它每天都送我走出那片阴森森的树林子。我上山拾草挖菜，它也紧跟着为我保驾护航，大花是我最忠实的朋友。
这天，大姐领来了打狗队。大花好像知道大祸临头，立即躲进石磨下的鸡窝里，瑟瑟发抖。任凭怎么唤，就是不肯出来。打狗队知道大花凶猛异常，个个缩头缩脑不敢靠近。队长让大姐拿绳子去拴大花的脖子，大花心眼儿实，很相信自已的主人，竟高兴地直摇尾巴。被打狗队拖出后，几棍子就把大花打死了。为此我哭的很伤心，晚饭也没吃。
秋天，那两亩用了近百只狗熬的肉汤浇灌的地瓜，却很不给那些领导长脸，也没有为大好形势争光添彩，一个个地瓜长得只有手指头般大小。卫星没有上天，我心里便有一种莫名地幸灾乐祸，好象给我的大花报了仇，雪了恨。
我记忆中的大姐，最让我终生难忘的，还是在那个人人都红着眼抢饭吃的三年大饥荒年代，为了让父母和兄弟姐妹们多吃一口饭，饭桌上，我常见大姐吃几口便放下筷子，总说是吃饱了。以至后来大姐身体消瘦，落下了病根，身体越来越不好。
记得一次，大姐和二姐下班回家，天已经很黑了。二姐发现磨顶上放着一盆用少许地瓜面和柳树叶熬的稀粥。一轮硕大的月亮在粥盆里闪动着，熠熠生辉，充满着巨大的诱惑。二姐急忙奔了过去，说，“太饿了！太饿了！”双手便捧起粥盆低头喝了起来，好长时间都不抬头。娘见了，说，“这孩子，都还没吃饭呢，你自已就喝了半盆。”二姐这才抬起头，不好意思地笑笑，抹了抹嘴巴，还是说，“太饿了！太饿了！”
那时，我们全家共十口人，每人分了不到两勺稀粥。娘给大姐盛了，大姐又说，“不饿"，离开饭桌就走了。那些年，我总是感到饥饿无时无刻都在*蛇般死死地缠着我，无情地啃噬着我。
我当兵复员的第二年，大姐就没了。那年，大姐才三十三岁。
大姐的死讯是山东老家来信告知的，爹听了信，当即就泣不成声。爹哭着说:“孩子是让我给害了，让孩子一年一年地想啊想啊，生生地想死了。”说着说着，就“啊啊啊"地大放悲声，谁劝也劝不住。
对于大姐的死，爹一直深感内疚，痛心不已。我们来东北时，正是大姐坐月子期间。经过商议，决定先不把闯关东的事告诉大姐，怕影响她的身体。时间不长，大姐不知从哪里听到了我们去了东北的消息，便茶不思饭不想，整日以泪洗面。大姐本来身体就弱，经此变故，身体就一天不如一天了。
谁也不曾想到，一家四口除我之外，来东北竟成了和大姐的永别。我当兵退伍后，是借到山东搞外调的机会，才见到了阔別多年的大姐。当第一眼看到大姐时，我惊呆了，大姐瘦得我都认不出来了，脸苍白得没有一点儿血色。说话声“吱儿吱儿”的，显得有气无力。我心里一阵难受，这哪里是我原来那个俊俏，霭然，青春勃发的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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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得出，大姐对我的到来悲喜交加。一会儿乐的合不拢嘴，一会儿又擦鼻涕抹泪。大姐不断地问爹娘的身体好不好，问妹妹好不好，问粮食够不够吃，问布票够不够用，问东北冬天冷不冷……好像要把积攒了多年的话一下子全问个明白。对大姐的问话，我都很认真地做了回答。
我告诉大姐，爹娘都挺好，妹妹也挺好。害怕大姐惦念，我甚至还添油加醋地告诉大姐，说在东北不愁吃不愁穿，日子过的挺好。大姐微笑着听着我的话。我看得出，大姐对我的这些善意的谎言一点儿都不怀疑，我的心里不免泛起一阵酸楚。
我第二次看望大姐是两年以后的事，也是借外调的机会回去的。说是看望大姐，其实是给大姐上坟。
大姐坟上的草已经长得很高，显得非常凄凉。我将带来的点心，水果等供品一样一样地摆在供桌上，然后，点燃了香和烧纸，一缕青烟便在大姐坟前袅袅升起。我边虔诚地烧化着纸钱，边和大姐说着话儿，告诉大姐，爹娘身体都挺好，妹妹嫁了个林业局工人，我工作也挺顺心。把家里的事情一样一样报喜不报忧地跟大姐说了，让大姐放心。我感觉到，大姐是在很认真地，也很高兴地听着我的话。说着说着，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地“哗哗”地流。
和大姐说了一阵子话，就要和大姐告辞了。我跪下来，给大姐磕了头。在回去的路上，我一次又一次回头看大姐的坟头。透过朦胧的泪花，我仿佛看见大姐的坟头幻化出大姐慈祥，霭然，俊俏，青春的笑脸。
大姐，愿您在天堂安息！
作者简介：袁海善，网名：白头醉翁，吉林白山人，松树矿退休职工，爱好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