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洋出诊时间 https://jbk.familydoctor.com.cn/bjbdfyy_ys_12560/引言
合纵、连横之争暂且告一段落，秦国用辉煌的胜利，证明了自己的硬实力，但放眼未来，秦惠王面临着两难的纠结局面：接下来，咱们先揍谁呢？就当前的形势而言，魏国已经抱上了齐国的大腿，赵国则向来不服输，薄弱一些的环节，就只剩下韩国了，因此，张仪重新出任秦国相邦之后，一直力主出兵讨伐韩国。
当然，张仪偏偏跟韩国过不去，倒不是看重韩国身上那点少得可怜的油水，而是出于更深层的考虑。别忘了，周天子所在的王城，可是紧挨着韩国的哟！按照张仪的谋划，先把魏、楚两家稳住（连给甜头带吓唬，做到这一步不难），再出兵所谓的“三川”地区，就是*河、伊水、洛水交汇一带。
堵住韩国通往魏、楚两国的要道，最后进攻韩国的新城（今河南伊川附近）、宜阳（今河南宜阳）两座城邑，对王城连带东周国、西周国构成泰山压顶之势，威逼周天子交出象征王权的九鼎。一旦九鼎归秦国所有，秦惠王便能挟天子而号令诸侯，实现数代秦国君主梦寐以求的“王天下”的终极目标了！
张仪绘就的这张宏伟蓝图，让秦国上下激情澎湃、热血沸腾，很多人都举双手赞成，恨不得明天就杀到王城之下，将九鼎搬回咸阳。众口一词之际，偏偏站出来一位名叫司马错的将*。他力排众议，直言张仪的谋略有错，而且错得相当离谱！司马错是司马迁的八世祖，出生于秦、魏两国曾经频繁争夺的少梁，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光彩的一次出镜。
司马错认为，“王天下”的目标没有错，但张仪选择这样一个时机是有问题的。要想实现“王天下”的终极愿景，国富、兵强、德厚，三者缺一不可。国要富，自当开扩疆土；兵要强，必须百姓富足；德要厚，理应广施仁*。眼下的秦国呢，地盘不算大，百姓也不算富，如果贸然讨伐韩国，挟持天子，冒天下之大不韪，势必背负不忠不义的恶名，岂不是与德厚背道而驰？
再者说，周天子受天下诸侯的尊奉，突遭此祸端，各方诸侯岂能坐视不管、袖手旁观？真要把周天子和韩国逼急了眼，他们索性豁出性命，一个把九鼎送往楚国，一个将三川地区送给魏国，秦国岂不是就尴尬了？俗话说得好：“有多大的锅，烙多大的饼。”别总是惦记那些不切实际的痴心妄想！
司马错的一番慷慨陈词将道理讲得十分通透，而更加通透的策略还在后面。司马错建议，与其大出风头，不如苦练内功，咱们打蜀国去！讨伐蜀国有什么好处呢？司马错总结了三点：
第一，蜀国沃野千里，“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完全符合国富、兵强的战略方向。第二，经蜀国顺流而下，是秦国的强劲盟友——巴国，再向东便可进攻楚国了（“水通于楚，有巴之劲卒”）。第三，眼下蜀国有桀、纣之相，国君残暴异常，百姓苦不堪言，秦国师出有名，即使是将蜀国的珍宝据为己有，天下人也只会归咎于蜀国国君不成器，与秦国何干？
对于司马错的这个动议，张仪嗤之以鼻，他举了一个形象的例子：“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普天之下的名利场，不就是“三川”与王城吗？蜀国呢，既偏远又不开化，要名没名，要利没利，讨伐这么个破地方，不是吃饱了撑得慌吗？
张仪、司马错各执一词，秦惠王可就犯了难。表面上看，两人是在争论伐韩、伐蜀孰优孰劣，背后却寓意着“纵横”在秦国的战略当中，到底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发挥什么样的作用。魏国极盛转衰，最根本的教训，就是重外力而轻内功，合纵不行就连横，连横不行则回到合纵，妄图通过外交谋略，来实现崛起，结果却是越来越悲催。用今天的话来说，弱国无外交，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在谈判桌上也休想得到。
再看秦国呢，硬实力确实能甩魏国好几条街，但与齐、楚两大强藩相比，并不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值此诸侯争雄的关键时刻，如果秦国也迷信纵横学说的功效，搞用一张嘴忽悠天下的“片面外交”，那么魏国的今天，极有可能就是秦国的明天，这绝非危言耸听之辞！
权衡一番利弊之后，秦惠王力挽狂澜，果断地否决了张仪的“冒险主义”路线，支持司马错的伐蜀动议，先练好内功，再外争于天下。这场激烈的辩论与公孙鞅变法，成为秦国“跃迁式”崛起的两大标志性事件和关键里程碑！
司马错之所以力主立即伐蜀，除了蜀国国君暴虐之外，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巴、蜀两个世仇，近来关系日益紧张，已经闹到你死我活的地步了。今天，巴蜀通常是连在一起说的，但追本溯源可知，巴文化、蜀文化是在截然不同的原始部落演化而成的，它们不仅与中原文化风格迥异，彼此之间也有交集。
蜀文化发祥于岷江上游地区，最早被称为蜀山氏。相传，*帝娶了一位蜀山氏的女子为妃，他们有一个儿子擅长养蚕，后来成为部落首领，这个部落也被称为“蚕丛氏”。后来，蜀人部落不断迁徒，又有“柏灌氏”（聚居柏树林，摘果为生）、“鱼凫氏”（聚居河边，打渔为生）等称谓。李白在《蜀道难》里写道：“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讲的就是这段历史。
商朝末年，“鱼凫氏”的首领名叫杜宇，又号“望帝”，曾经率兵参加了讨伐商纣王的战争。传说在他死后，精*化作了鹃鸟，所以鹃鸟又称为杜鹃。李商隐在《锦瑟》里写道：“庄生晚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后一句说的就是这段典故。杜宇在位时，蜀国频遭水害，族人杜灵治水有功（因擅长治水，也被人称为鳖灵），杜宇便将君位禅让给他，其号“开明帝”，开启了“开明氏”时代。
公元前年，蜀国君主杜尚（“开明氏”第九世）出兵讨伐汉中，吞并了两个部落，将这块地盘分封给了自己的弟弟杜葭萌，号“苴国”。随着时间的推移，分家单过的两兄弟矛盾丛生，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愈演愈烈。苴国毕竟只是分封的藩属，根本斗不过蜀国，便投靠了东南面的巴国以寻求庇护。
巴文化的历史一样源远流长，发祥于今天重庆、湖北的交界地区，最早由五个氏族部落组成。其中，巴氏凭借武力和船技成为这个部落联盟的首领。武王伐纣的时候，饱受商朝压迫的巴、蜀都踊跃参战。尤其是巴人得到了西周王朝的正式分封，以姬姓宗族为首领，授子爵，因此也被称为“巴子国”。
受限于地理环境，巴国与中原联系并不多，最初主要是跟同为子爵的楚国打交道。数百年来，巴国先是跟着楚国揍别人，接着轮到自己挨楚国的揍。进入春秋时期，巴国主动投靠了秦国，想藉此对冲楚国的威胁，但那时秦国的实力还很弱小，根本无暇顾及这个比自己还要羸弱许多的盟友。巴国被楚国步步紧逼，被迫向西迁徙到了今天的重庆西部、四川东部一带。
进入战国时期、巴国发生过一次内乱，一位被称为“巴蔓子”的将*自忖无力平乱，只得向楚国借兵，并允诺事成之后，割让三座城邑作为酬谢。楚国果断出手，襄助巴蔓子平息了内乱，在派人前来接收地盘的时候，却遭到巴蔓子的严辞拒绝。巴蔓子表示：割让城邑之事，我做不了主，先前因为情况紧急，只能出此下策，但我不能做无信之人，只有用自己的人头向楚国谢罪了（“将吾头往谢之，城不可得也”）。
巴蔓子说到做到，当场举剑自刎，头颅被楚国使臣带回去复命。楚王感动不已，下令以上卿之礼收葬，巴国人也以上卿之礼将他的躯体收葬，相传其墓地就在重庆市渝中半岛的通远门。巴国西迁之后，与蜀国成了近邻。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巴国靠捣腾井盐发了家，开始觊觎西面易于发展农耕的土地。从此以后，两国闹别扭、使绊子的事儿多了去了，视彼此为水火不容的世仇。
尤其是苴国表现出离心倾向之后，巴国更是当仁不让地充当起了保护伞，频繁出兵袭扰蜀国。公元前年，蜀国君主杜芦（“开明氏”的第十二世）出兵讨伐苴国。苴国国君仓皇逃往巴国，并通过巴国的关系，向秦国寻求*事援助。与此同时，蜀国使臣也来到咸阳，希望秦国能对蜀国此次清理门户的行动，保持局外中立。这也是诱发秦国伐韩、伐蜀之争的一个重要导火索。
虽说伐蜀是司马错的动议，但其实秦国垂涎这块地盘不是一天两天了。早在秦惠王嗣位之初，两国就闹过一点别扭。当时，秦惠王与蜀国君主会面，并互赠礼物。秦惠王送出一盒*铜，却换回泥土一捧，蜀国君主还大言不惭地解释说：“珍玩之物，物化为土。”秦惠王气得够呛：你哄三岁孩子呢，胆敢如此戏耍寡人！眼瞅着国君既吹胡子又瞪限，秦国的大臣们却纷纷拍手称贺：土者，地也，这可是好兆头啊！然而，讨个口彩、自我安慰容易，要真的大动干戈、兴师讨伐，就必须直面“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秦国这些年一直没有对蜀国动手，除了忙于争雄中原之外，路不好走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如今，秦惠王采纳了司马错的动议，决定对蜀国用兵，可交通问题怎么解决呢？不着急，今时不同往日，有一条刚刚完工的石牛道可供秦*大举南下！
说起这条石牛道，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据说，决意征蜀的秦惠王苦于无路可通，便效仿当年荀瑶讨伐仇由的套路，命令工匠赶制了五头巨大的石牛，又派人偷偷在牛屁股下面放上*铜，对外声称天降了五头会拉铜疙瘩的神牛。贪婪成性的蜀国君主听说后，当即派使臣前来讨要，秦惠王眼睛都没眨就答应了。于是乎，蜀国大举征发兵丁，遇山开路，遇水架桥，修出了一条栈道，称为“石牛道”，又叫“金牛道”。
事实上，据后世史学家考证，这条石牛道确为蜀国人所修，但不是为了迎接子虚鸟有的石牛，而是为了讨伐不听话的苴国。秦惠王收下蜀国、苴国两边送来的厚礼之后，委任司马错为主将，率秦*沿石牛道南下伐蜀。翻山越岭出奇兵，宛如秋风扫落叶，偏居要荒的蜀国岂是秦国的对手？一仗打下来，蜀国国君杜芦一败涂地，狼狈逃窜，终被秦*所杀。随后，司马错挥师东向，顺势俘获了巴国国君以及流亡于巴国的苴国国君。
尽收蜀、巴、苴之地后，秦国在巴、苴故地设置了郡、县，纳入直接管辖的范围。其中，巴国原本是替苴国国君喊救命的，结果自己也跟着送了命，纯属“躺枪”，加之秦、巴素来交好，理应区别对待，没必要把事儿做得太绝。因此，秦惠王“以巴氏为蛮夷君长”，承认土著贵族在巴国故地的*治地位，并让他们世代迎娶秦国女子为妻，普通百姓则一律授予“不更”爵位（二十等爵中的第四级，低于第五级“大夫”）。
对于实力更强、土著贵族影响力更大的蜀国，秦惠王采取了更为谨慎和务实的态度。杜芦殉难之后，秦惠王册封他的儿子杜通为蜀侯，以“藩属”的形式为蜀国复了国。随后，秦惠王“移秦民万家实之”，将消化、同化难题交给了时间。后来的事实证明，秦惠王的这些举措，虽然在短时间内，缓解了对立与紧张，却为将来留下了严重的隐患。
由于蜀国屡屡背叛，制造混乱，秦国分别于公元前年、公元前年、公元前年接连杀掉了三任蜀侯。直至最后这一次，秦国才痛下系手，将蜀国一锅端，改设为蜀郡，只派郡守不封侯，正式将蜀国故地纳入了郡县体制，而此时距离司马错的灭蜀之战，已经过去了整整三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