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刘玉华
常常听同伴们说起童年的故事，甚至说起四·五岁时的事。也不知道是我天性愚钝还是我的童年里没有值得记住的东西，反正上学前的事一点印象也没有了,所有的记忆是从走进校门时开始的！
我初入学那会儿，我们村的学校只有小学，初中是去河对岸的普集镇上念。那时候我们学校主校设在村南的庙里，因为庙里的房间很少，即便是只有五个班级也盛不下，必须有两个班级在校外上课，用的春海叔家的南屋和西屋做教室。
记忆中庙里的学校没有北屋，东边是大约一米高带花墙的台子，大约一米多宽的台子东边是三座房：中间是办公室；左边一座是教室（这座好像是伸在春兰家的院子里，被院墙挡住了光线，屋里光线很暗）；右边的一座很小，用来做了老师们的烧水房。花墙的中间留有一个宽宽的缺口，缺口的下边是台阶供人们上下。西屋是整个学校里最大的教室，里边还有个套房，是我们村里唯一的公办老师——郑怀深老师的宿舍。一座小小的南屋也是教室。学校的大门就在南屋和西屋之间，记得当时那大门还是挺气派的！
一难以忘怀
我们小时候没有幼儿园。虚岁九岁那年，我背上妈妈亲手缝制的花书包，和同龄的李凤，李文菊，李凤霞，李秋红相约着走进了学校，从一个小屁孩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小学生。
第一天上学，我们的教室就设在小南屋里，不大的教室里，密密麻麻的挤进了我们36个无知无畏的孩子，一张张的稚嫩的脸，一个个满不在乎的神情。当时只有16岁的李廷华大哥当了我们的小老师，一教就是两年，兢兢业业。
我那时候还算是个好学生，第一批入的红小兵，一年级结束的时候，我和建廷曾作为优秀红小兵，代表一年级参加了五年级的毕业典礼。可能是个子太小吧，我被安排在第一排和老师坐一块。那时候每个人分几块水果糖就是最好的奢侈品了，坐在我身边的刘振迎老师把他分到的糖块都给了我，自己一块都没舍得吃，也忘了当时有没有和老师客气一下了，反正是让我着实高兴了一阵子，那个甜到心里的味道到现在都记忆犹新！以至于在以后的日子里，每次见到刘老师都格外的亲切！
我记得那时候每年年底都有文艺演出。忘了是几年级了，那年是刘振俊老师教我们，我们班的节目是表演唱：《路边有颗螺丝帽》和《我是公社小社员》，我是领唱。我穿着大红色的条绒褂子（好像是为了那次演出老妈特地给我和姐姐每人做了一个，平时不舍得穿，留着过了两个年），站在学校的台子上，那个骄傲劲啊，心里别提多美了！到现在我都在想，我现在半身的文艺细胞是不是就是那时候在我身上扎根发芽的！哈哈
二出糗
可能是我的脑子选择性记忆吧！脑子里好的东西记住得不多，反倒是犯的错误，惹得麻烦和平时的的糗事却记得清清楚楚！
才上学不久，我就，一直就没好意思说过。现在说出来都是笑话：应该是一年级吧，学二位数的乘法，可能是上课老师讲的时候我脑子开小差没仔细听讲吧，平时看着挺聪明的我，可就犯迷糊开了，老是拿乘数上的个位去乘以被乘数的个位，再用乘数上的十位数去乘以被乘数的十位数，咋算都不对！好几节课都没倒么过来，还拉不下脸来去问别人，每次交作业都是大叉号，可能是李廷华大哥也发现了我的不对劲吧，把我叫到办公室里，现在也忘了咋教的我了，反正是豁然开朗，一下子转过脑筋来了，也就是从那开始，我对李廷华大哥的崇拜又加深了一层！
听建廷说我们是二年级从学校的小南屋搬到春海叔家的西屋里上课的，我忘记了。那时候上学都不拿水，干渴了就去学校附近的人家找水喝。
我的同学刘开新家就在学校后边，他家里的水瓢是葫芦瓢，就是把葫芦从中间锯开，把瓤挖去的那种。这种瓢在水里泡的时间久了，就不是很结实了。记得有一次，我和几个同学去他家喝水，我没拿住葫芦巴，而是捏住了中间比较薄的地方了，结果水还没喝到嘴里，瓢裂了，给人家弄坏了水瓢，还洒了自己一身水。那个尴尬啊！虽然老同学的妈妈没怪我，我也很长时间都不好意思再去人家家里喝水了。
三建廷的红领巾
七十年代，家家都穷，我们的童年，能吃饱穿暖就很知足了，至于其他就是奢求了。就因为一条红领巾，建廷就记了大半辈子！
人生的每一个第一次都会终生难忘，要是再加上一些小插曲更会刻骨铭心。一年级，我们几个同学光荣的加入了红小兵，当然，入队要有仪式感。老师让我们六个站在讲台上，然后把红领巾一个一个的给我们戴上。第三个戴红领巾的是建廷，正好是一条旧的（其实那时我们真没注意，建廷现在不说，我们谁都不知道）！当时的红领巾没有硬性规定非要买新的，家里有的可以用旧的，没有的是我们交钱，学校统一买的。建廷的姐姐买过了，建廷可以用，当然不用买新的，可小孩子的自尊心强，还是想要新的，但家长不想花那个冤枉钱，就没给买。建廷呢，看着别人都是新的，就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好在廷华老师把建廷的旧红领巾按照站队的顺序放在了第三个上，既照顾了建廷的面子，又化解了不必要的尴尬。
五十年过去了，建廷现在说起来这件事还是满脸的纠结，对老师的做法感恩不尽！
四我们的假期
我们小时候，没有机械，所有的农活都是指望老百姓的两只手，割麦子，收玉米，拾棉花，刨地，播种以及收到家里的玉米剥皮，脱粒等等，
农村的孩子没有暑假。虽然也放假，只是根据农活需要，麦子熟了，我们放麦假；秋天到了，我们放秋假。当然这两个假期不是让我们到处玩的，而是为了帮大人们干活的。
大概从二三年级开始吧，学校都会组织我们去生产队里帮忙干点力所能及的事，比如捡麦穗，拾棉花，跟在翻地瓜地的牛拉犁后边捡地瓜。
麦子熟了，早上队长吹哨子的时候，我们也跟着集合起来，有老师领着。大人在前边割麦子，捆起来装完车子，我们就跟在后边，一人分几行，一块往前走，把大人落下的麦穗拾起来，真正做到颗粒归仓，寸草归垛。
秋天到了，白花花的棉花开满地。大人们都忙着收玉米，刨地瓜，割豆子。拾棉花的任务一般都是我们这帮孩子的。一人一个大包袱，从中间折起来，把两个重叠的角绕到背后系在腰上，就形成了一个大布袋，进入棉花地，一人两行，顺着垄往前走，一边走一边摘下棉花放到布袋里。一会装满了布袋就回到地头，把布袋里的棉花掏到地头的大麻袋里。
如此几番，等到汗水湿透了我们的衣衫，基本上也就到了下工的时间。高高兴兴的抬着我们的劳动成果回到场院里，在这里生产队的队长会给我们买好本子或者是铅笔，等我们交代好了劳动成果，就没人给我们分几个本子或者是铅笔作为奖励，以激发我们的积极性，再接再厉，帮他们干活！
忘了一提的是我们那时候，每次上坡前，找个玻璃瓶子，灌上凉开水，放上几粒糖精，兑点醋，就是最好的止渴饮料。现在说是糖精有毒了，我们可是很渴望喝上一瓶糖精水呢！
五调皮的男生
从小到大，都是男生比较强势，很多时候，女生只有被欺负的份！
“五一”节聚会时，俊芝讲了一件事，让我忍俊不禁，啼笑皆非！
建廷说我们是二年级搬到了春海叔家的西屋里上课的（我是忘了，哈哈）。就是这个阶段，中午放学的时候，因为俊芝和另一个女同学（忘了是谁了）因为走的慢，被成军和另一个男生（也忘了是谁了）锁在了教室里，中午饭都没捞着吃，一直到下午上课来人了才得以出来，但怕耽误下午的课被老师责罚，也没回家吃饭。
现在想来都是不可思议。一是被锁在教室里还不敢叫人，二是那时虽然一个家里都有几个孩子，但是少一个家长就没看出来吗？也没有找的。
六“四人帮”
那时候我们也已经搬到了小黄山子上的新学校里，班主任是王书春老师。可能是离家稍微有点远吧，同学们都习惯了约几个家隔得近的同学一块上学放学。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就这几分钟的路上，很多的调皮捣蛋的鬼点子就应运而生了！
这里咱得说说我们班的“四人帮”！开新、守广、元宝、振勇（已经驾鹤西游了），我们班的调皮鬼。那时候上课捣乱，下课闹腾都少不了这几个人，整天气的王书春老师跳脚，指着鼻子叫他们捣蛋鬼“四人帮”。
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就是看到一个不顺他们眼的同学快要进教室了，其中一个最调皮的，拿起门后边的笤帚放到留一条小缝的门上边，结果外边的同学一开门，笤帚正好掉在头上，引得屋里的人哄堂大笑。当然也有失手的时候，有一会没算计好，掉在了老师头上，结果自不必说！一说起他们四个，好几个任课老师都头疼。现在怎么看开新也不像调皮的人，但那时我们都知道他是“四人帮”的军师，哈哈！
兜兜转转，五十几年弹指一挥间！很多老师都走了，我们那帮小屁孩也都升级成了爷爷奶奶了，但儿时的一幕一幕，早已镌刻在了我们的脑海里。那音容那笑貌，那叽叽喳喳的欢声笑语将永远留在我的心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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