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与作品◎
作
者
简
介
张箭飞，女，英美文学硕士，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武汉大学文学院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专业教授、博导、中国人类学与民族学会发展人类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江学术》副主编；译林“风景诗学迷你书系”译丛主译和审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跨文化交流-花为媒译丛”主编。出版专著、译著《鲁迅诗化小说研究》、《风景与认同：英国民族与阶级地理》、《寻找如画美：英国的风景美学与旅游-》等，发表多篇涉及风景研究、植物交换史的论文。
内容提要
近年来，随着生态环境史向乡土植物研究方向偏移，从19世纪后半期美国人类学家关于西南地区印第安人的民族研究分蘖而来的“民族植物学”再度成为相邻学科借重的学术资源。本文基于民族植物学学科定义，结合人类学、地理探险、林业调查等周边文献，考察《额尔古纳河右岸》中驯鹿鄂温克人“逐苔藓而徙”的游牧区域和植被特征、与其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30余种乡土植物以及基于植物使用的乡土知识。
关键词
《额尔古纳河右岸》驯鹿鄂温克民族植物学
泰加针叶林乡土植物
《额尔古纳河右岸》问世以来，好评不断。随着其获得茅盾文学奖，近十年来，在读书界和批评界的影响力持续走高——这一点，可从小说再版发行量以及不断递增的批评文献得以确认。
迟子建从女性角度，以诗性语言重建一个正走向民族博物馆的“濒危”使鹿部落，一个鄂温克民族支系的百年游牧生活史，这一题材特别适合进行叙事学、女性主义、生态主义批评的解读。因此，目前为止，《额尔古纳河右岸》小说批评主要也是在这三种视域下展开，文本分析和结论彼此靠近也是题中之义，这一现状既说明迟子建的文学成就已经得到普遍认可，也暗示出研究的惯性思维泛泛地甚至牢牢地绑定在诸如“叙事艺术”“生命意识”“回归自然”“文明哀歌”“萨满教文化”等层面上。
不过，也有别见突起。新近发表的《界限之内——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批评》从非常专业的人类学角度解读《额尔古纳河右岸》的萨满信仰，突破了一般研究者的学科知识局限。对于此文最后结论1，笔者存而不争，但是非常赞成论文把基于田野调查的人类学材料与充满诗性想象的文学文本并置、辨析和对照，一改泛宗教文化角度的文本解读的空疏。作者曲风是人类学博士和阿拉斯加大学人类学系研究员，主要从事北极与次北极地区宗教人类学、史前爱斯基摩人考古学研究，这样的学科背景使他面对迟子建的叙述对象——驯鹿鄂温克族群的时候，多了参照镜像和比较例证。
不少研究者泛泛指称或概述的“鄂温克”是一个跨越俄、中、日极北边境的“少数民族”，在中国境内生活的人口目前大约有3万多人。这一民族因生活区域、生活方式及历史变迁的原因而有多种他称，例如“索伦”“雅库特”“特格”等，因名害义，误导一些研究者将不同区域和社会发展水平的鄂温克人的族群认同、文化身份等混为一谈。而专业的人类学家则会做严格的甄别：
欧亚大陆的北部地区，一共生活着三个以牧养驯鹿为生的族群。一是大陆最东端楚克奇半岛和堪察加半岛上的楚克奇人（Chukchi）和科里亚克人（Koryak），另一个是生活在大陆最西端的北极圈上下的跨越挪威、瑞典、俄罗斯三国的萨米人（Saami）。还有一个驯鹿人生活在欧亚大陆的腹地，他们是埃文人（Even）和埃文基人（Ewenk或Evenki）。其中，埃文基人分两部分，在俄罗斯境内的叫埃文基，但在中国的这一部分叫鄂温克。人类学研究史上又称鄂温克人为“通古斯”。中国的埃文基，即鄂温克生活在黑龙江省西部及内蒙古自治区的东北部。
这些少数族裔生活的地域属于北极及次北极地区。那里有着漫长而寒冷的冬季，大片土地是苔原，较偏南部的土地是针叶林。苔原上所生长着的一种特别的苔藓，是驯鹿最喜欢的食物。这种苔藓还生长在密集的针叶林中，因而使人类在次北极地区的森林中养育驯鹿成为现实。2
三百多年前，中国埃文基还在贝尔加湖一带游牧，因沙俄苛捐、哥萨克人挤压而退入后来成为中俄界河的额尔古纳河右岸；而曲风所说的“特别的苔藓”，又称驯鹿苔藓（reindeerlichen）。全世界苔藓种类多达23万多种，但驯鹿喜食的苔藓只有5种左右。作为“检测空气污染程度的指示物”，它们一般生长在寒温带针叶林里，高度敏感环境的空气湿度和养分，生长速度非常缓慢，年均3—11毫米，一旦被过度啃食，很难恢复原有生机和覆盖面，这就意味着驯鹿鄂温克人严重依赖游牧区苔藓的承载量，难以像进入农耕社会、生活在半牧半耕地区的同胞那样保持较多数量的人口。根据秋浦等人所著《鄂温克人的原始社会形态》一书，20世纪上半叶中国埃文基人数一直徘徊在岌岌可危的人左右，分属于主要以家族血缘组合起来的6个乌力楞。年后，他们被带入新的社会制度，享受国家的各种优惠*策。即使如此，这一族群依然不可逆转地濒临“消失”。根据最新统计，定居于内蒙古根河的驯鹿部落只剩下60多人了。
实际上，自20世纪以来，随着工业化都市化推进，北方原始森林萎缩，温室效应扩散，苔藓复原能力退化，三个欧亚驯鹿族群（包括中国鄂温克在内）一直面临着传统游牧可持续性的危机，因而受到人类学家临终关怀式的田野观察和跟踪报告。例如，早在年，剑桥年轻的女人类学家E.J.Lindgren博士就与挪威同事，进入额尔古纳河右岸，在俄罗斯向导带领下，追寻人类学家界定为“害羞”而“弱小”的“驯鹿通古斯人”（theReindeerTungus），近距离观察他们的生活方式，细致地记录下他们面临疾病、鹿瘟、恶劣气候、食物匮乏的困境、皮毛商的盘剥，以及其他族群的侵扰等；半个世纪之后，中国摄影师顾德清出入敖鲁古雅森林，与驯鹿人一同放牧、迁徙、打猎，用相机和笔见证鄂温克人游猎历史即将终结的倒计时状态；哈佛毕业的人类学家萨达尔（HamidSardar-Afkhami）以影像志的方式将他们的近邻、蒙古库苏古勒湖地区的杜科哈人（Dukha）驯鹿文化消亡进行时呈现在世界面前。
如果紧扣驯鹿鄂温克人与苔藓的依存关系，将《额尔古纳河右岸》置于更大的关联语境，与人类学家的田野笔记、影像记录、植物学家的植被调查等材料进行对读，这部小说显示的意义将远远溢出它最初的定位：“苍凉自述”的少数民族哀歌。换言之：将书中有意或间接再现的人与植物的关系（humanplant）引入一个广阔而互联的视域里重新审视；确言之，即在由人类学和植物学交叉而成的“民族植物志”（ethnobotany）的视域里重新审视一部预存了文学之外价值的小说。
近年来，随着生态环境史向乡土植物研究方向偏移，从19世纪后半期美国人类学家关于西南地区印第安人的民族研究分蘖而来的“民族植物学”再度成为相邻学科借重的学术资源。年，在一次演讲中，植物学家约翰·哈斯伯格（JohnHarshberger）第一次使用“ethnobotany”这一术语描述他的工作：研究原始土著人民如何利用植物维持自己的衣、食、住、药等需求。经过数代学人的努力，民族植物学已经发展成一个交织或含纳植物学、人类学、历史、经济学、伦理学等跨学科领域，其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