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的童年，有夜半笑醒的梦境；苦涩的童年，有血和泪的记忆。一个人无法选择自己的生存时代，只能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走自己的路。
一九七四年的春天。
穿过“批邓反右”的旗海人浪，抹去赞美诗的色彩，现实的镜头对准我的故乡——一个百十来户人家的山村的时候，人们会发现一九六零年那场令人不寒而栗的饥馑又将于此重现。
从去年秋种到今年重播，没见到滴雨，没飘过雪花。阳光从不知道人们的喜怒哀乐，照样徘徊在干坼的大地上，似乎要把土地肌体内的最后一滴血榨干不可。村头上，田野间，见惯的是一张张愁眉苦脸。但是，我们这帮孩子，正处在少不更事的年龄，并不因为生活的艰难而减弱丝毫的浪漫色彩。穿着开裆裤，在茭草地里东窜西跳地捉迷藏；光着屁股，在将要见底的河塘里逮泥鳅。
由于吃不饱肚子，营养不良，个个头大臂长、颈细肚胀，符合那个时代造就的儿童形象。我最要好的伙伴叫小山，是邻居张二伯的儿子。张二伯是生产队里的饲养员，标准的贫下中农。吃大锅饭的年月，牛是公共财产，饲养员必是大家信得过、靠得住的人；这些人，说文点是“忠厚善良”，说白了就是“老实头儿”。张二伯虽然是“生产标兵”，却和大家都一样，一家人要吃没吃，要穿没穿，穷得叮当乱响。
忽然有一天，我们觉得大人们有些异样。原来是上边又派来了“破四旧、立四新”工作队。于是，许多古书古画被堆在一起，然后踹上几脚，付之一炬，以示彻底革命。何至于书籍，人也只有空着肚子说大话的权利了。但是，中国劳动者历来是这个星球上最讲实际的居民，眼看庄稼一天天枯死，大地一天天裂开，他们哪个不是心急如焚？自从刀耕火种，有哪个庄稼人不热恋自己的土地和庄稼？于是，他们偷偷凑在一起，商量出一个“好”办法——求雨。
村南有山叫白龙寨，山下有沟叫龙泉沟。据说那里住着一条白龙，能够行云降雨，且极灵验。求雨的方法是：老人们跪在一旁，磕着响头；六个童男童女在泉水旁泼洒泉水取乐。这在当时，无疑是要冒极大风险的，弄不好就有“孩看家、娘送饭，老子挨批判”的可能。因此，选出来的孩子必须是信得过的，我和小山便成为其中的两个。我们虽然不知道老龙王的能力究竟有多大，但知道白馍是好吃的。于是，一个晚上，我们瞒过“工作队”，悄悄上了山。等老人们毕恭毕敬地跪着说了些什么后，我们便捧起水互相泼洒着。春天的水照样很凉，更何况在夜间。不一会儿，都上下牙直打架。那天晚上，小山本来穿得就单薄，因此，第二天就没能再起床。
小山一直高烧不止，看来已不是几副廉价的中草药所能治好了。这可急坏了张二伯，治病需钱，张二伯到哪里去弄钱？万般无奈下，善良的老人只好去干他一向深恶痛绝的事：偷。一天晚上，他偷了生产队仓库中存放的三十多斤玉米。没等到卖出手，就被“工作队”发现了。当时，多割几条尾巴，多挖出几个“阶级敌人”，正是一些人升官的诀窍，他们对此怎肯放过？张二伯被带到大会台上，脖子上挂张铁梨子，向人们低头认罪。几场批斗下来，他走向坟墓的速度比儿子更快。终于有一天，张二伯睁着两眼离世——留下一个有病的孤儿，他死不瞑目啊。
雨照样没有降下来！本来地里就是种一葫芦打两瓢，这样一来，秋后只有喝西北风的份了。我们这帮孩子，尤其是大病一场后的小山，也都变得沉默起来。家乡的山，家乡的水，也像得了瘟疫一样毫无生机。我们盼望春天的杏花雨、和煦的杨柳风，盼望有一天能在青青的山上采桑叶、捡蘑菇，在潺潺的水中逮小鱼、摸螃蟹，更盼望白龙寨云雾之后的暴风雨。
缕缕乡情，阵阵泥香，多少次牵动我的心。每当回忆起自己的童年，心中常有一种苦涩的滋味。在那年月里，人们总是非常贫穷，贫穷得连人生的最低要求——喂饱肚子也求之必得。贫穷和无知永远是一对难分难舍的情人，我怎能嘲讽众乡邻所谓求雨的愚昧行为？三十多斤老玉米就是一条活生生的生命，我怎能责怪张二伯的不端行径？
有人说，时光如水，能够把一切冲淡，不论是欢乐或者痛苦，甜的不再甜，苦的不再苦。但今晚和小山相见后，我发现，我们将永远、永远也忘不掉那苦涩的童年。
（文中图片来自视觉中国）